一媒體人眼中北大男神小印象:周其仁及薛兆豐和鄧峰

來源:微信公眾號“一勺言”

無人機,餅圖與死刑

下面進入正題。

這些都是董小姐上課以來的小印象,若有偏頗,請多擔待。

一、周其仁老師

周老師迷上瞭無人機。

他在課上一次次展示用無人機拍攝的鄂爾多斯、巴塞羅那、孟買貧民窟。

精心制作的視頻,配樂考究,冠名《其仁練手》,後加感嘆號,或加一個大大的耶,不亦樂乎。

我猜,他有多愛實地調研,就有多愛無人機。

哪裡還有比無人機更好的輔助工具?

據說,能和周其仁一起出去調研,是一種福利與光榮。

但是,能消受這種福利的人也不多。

他總是精力充沛,調研時常常每天隻睡三四個小時,偏愛早班飛機,工作強度極大,狀態卻時刻在線。

我不禁腦補瞭下,周老師連軸轉訪談時,其他人都困倦不堪的場景。

北大國發院的院長姚洋老師說,周其仁是整個國發院的精神領袖。

可是,課後大傢合照,我們把最中間的位置留給他。周老師一看,兀自躲到最後一排邊上,誰勸也不聽。

“沒人勸得動我,我就站這裡,挺好。”

他看起來並不在意是不是被眾星捧月。

在課上,他給我們講城市,講緊湊的形成。精彩之處良多,此處不方便詳述。反正,我拿好瞭本子準備記警世妙言。結果,周老師說,行醫多年方知無藥方可用。這裡隻有青苗,都是現象,沒有結論。

他把他看見的告訴我們,也把他自認沒琢磨透的攤開給我們看。汽車音響後級

我不信,我覺得他心裡一定早有思忖,有方向。

大傢拋問題給他,說到一些存在卻不合理的問題。他說,凡事不要先想它好不好,做這樣的判斷沒有意義,要關註它為什麼這樣。不要過早下結論。

是要我們避開預設立場的思維定式吧。

我的提問裡有一個關於特色小鎮的跟風,他說,那是集聚的派生產物,大傢對農村的需求改變瞭。

又說,你要觀察人們的行為,不要關註人們的言論。真做事的人不管用什麼名頭都可以做事。沒有那麼多的問題值得關心,要關心真正的反常。

這個說法,讓我進一步思考瞭經濟學和新聞工作者的關系。在《董小姐 | 不要成為一塊咸肉》裡,你可以找到我的一點迷思。

二、薛兆豐老師

第一次見薛老師時,我有點意外。

我想象中的經濟學教授總有半白的頭發,高高在上,薛老師不僅不是,還挺潮,並且親和。

這大概和他總是特別關註學生的反饋有關。他願意和學生們在一起,關心我們是否真的理解並接受他的經濟學思考,以及是否可以挑戰他。

在校園之外,薛老師也成為瞭一位現象級的被追捧對象。

我的朋友圈裡就有不少薛老師的粉絲,稱他為天王級老師,他在得到平臺的授課,大傢每期必聽。

在北大國發院的課上,薛老師說瞭很多極具爭議性的觀點。譬如火車票漲價,收擁堵費,應鼓勵發國難財的人等等,你們一定早就聽過。

我一度認為他是堅定的市場派,仿佛一切都可以用價格來衡量。

我覺得他所倡導的有很多很難在中國的社會裡推行。因為相信,追逐個體的高效率可能導致整體的無效率,而在這片土地上,很難用純粹的市場思維去應對現實困境。

我一度以為可以找出違背經濟學原理的現實反例,就足以證明什麼。

直到我發現這樣做以後,連討論都不在一個命題裡。理論隻是概然的模型,太多的特殊情況,太多的噪音,要屏蔽它們再看。

薛老師有一套邏輯自洽的體系,並且也是從現實出發,希望去解決現實問題。

也因此,他的課,是讓我後級擴大機產生困惑最多,但也內心和解最多的課。

在講到成本時,薛老師舉例做襪子還是做飛機,傾向於前者。我無法理解,就去問他,那人還要不要追求夢想?

做飛機如同追求代價高昂的夢想,做襪子是契合當下最劃算的選擇。可是做人生選擇的時候,我們往往不是看成本,而是看預期收益。

你把時間維度再加入進來看看,他說。

我很喜歡薛老師那個餅的分法決定餅的大小的討論。這讓我開始思考,職場中人如何調動積極性的問題。

想要把餅做大,你得讓做餅的人一開始就有做餅的動力,這要靠分音響後級系統餅的激勵來推動。

我也知道瞭強者先要自殘,企業管理核心是防止勞動力剝削資本。因為你有傷害對方的能力,所以你才要接受對方加給你的種種限制。

我們課下和薛老師圍桌聚餐,他上瞭一天的課,說瞭整天的話,吃得很少,卻毫無倦意。

大傢愛把一些啼笑皆非的問題拋給他,請他用經濟學解釋。

反正,薛老師說過,經濟學就是解釋人類的一切行為,包括非理性行為。

我突發奇想,要是把許多非理性行為都用經濟學研究並加以解釋,一定很好玩。

哪怕經濟學隻研究存活,並不關心理性還是非理性。

PS:薛兆豐老師也是一勺言的讀者哦。

三、鄧峰老師

鄧老師心中好像總有不平之氣。

看不慣自以為是的學術觀點。中國法律體系的來源,借鑒史,眾人給貼的標簽,有一部分他認為是謬誤。

當代人瞧不起古代,尤其是晚清時期,常發議論稱為愚昧。鄧老師為之鳴不平,一點點拆給我們看,晚清如何醞釀變革,如何睜眼看世界。

他說,現在學術界很多人的觀點,那時都已經被提出來過。你有什麼瞭不起?

他不會照本宣科,念PPT不是他的風格。老師不是帶學生讀書的人,他說,他給我們講的一定是他從中形成的自己的見解。

他也說,兩個不相幹的人,互相之間究竟負有什麼樣的義務?

一個山東人對一個湖南人應有什麼樣的義務?以此類推。

這個問題我從來沒想過。

舉的例子是,下雨天店傢撤走街上下水井蓋,導致路人跌入死亡。店傢和政府要各負一半責任。

大傢說,這麼判可以理解,因為沒有在旁邊樹立警示牌。

又問,如果樹瞭牌子,上有中文,老外跌入呢?如果有中英文,其他國傢看不懂的人跌入呢?

這個故事還可以往下延伸。

往往他的課上下來,我心裡都得經過許多個一驚一乍的過程,簡直是一身冷汗。

我能記得許多打動我的故事。

比如,律師可以撈人,但對於一個可能不被判死刑的人,去堅持其死刑,卻要經歷內心的大沖突。

堅持判死刑的是受害者傢屬,過去數年都活在仇恨裡。

鄧老師說古人的以直報怨,多麼精妙。重要的是真正消除怨氣。

我在想,為何社會常有惡性事件爆發。一句簡單的戾氣太重,並不夠,戾氣從哪裡來?

這個社會,很多時候用時間和法律形式去掩蓋瞭怨氣,你以為眼下得到瞭解決,但你曾受到的不公正的對待,以及內心的憤怒,並未真正消解。

鄧老師對此常有深入思考,在古今中外的尺度裡,看當下的社會。

在他的課上,公平正義不再是一句標語,而成為我們看待世事的底色與期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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